这一认识，堪称宏论，对于全面把握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十分重要。
其三，作者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辩证的认识，认为：“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毁灭其真则大不可。”[26]这一论点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时至今日，有些论者还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间徘徊、蹒跚，以致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文章。看来，今日重温前贤之论，大有必要。
以上这几点，不仅对于认识中国史学史究竟写什么多有启迪，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史学史应当怎样写也大有帮助。
2.怎样撰写中国史学史？这不仅涉及内容，还涉及对内容的处置和表述。这时期的研究者写出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主要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1933年）[2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28]、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29]等。蒙著认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此书“爱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30]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史学流派的区分，是蒙著的特点。此书的一些内容，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的刊物上发表。[31]作者在“绪言”中写道：“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32]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此固无疑。这从古代优秀史家之论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史识、史意等，可以看得清晰、了然。然蒙著所论，不免过分夸大了这层关系。一是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能等同或替代史学的发展，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思想家，而杰出的思想家未必是史学家。即以诸子而论，他们的立论多以运用历史知识为一大特点，其思想对后世史家发展或者多有启迪，但对当时的“国史”、“家史”撰述是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除孔子修《春秋》外，其他则少有直接联系。二是史学发展，从时代、思想（历史观、史学观、社会观等）、内容、形式、方法诸多方面考察，自有其客观存在的轨迹和规律，良史和名著的出现，本有多种因素促成，并不仅仅限于哲学思想的影响。这时期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这些著作，除金著内容丰赡、叙致严谨和顾著着眼于当代史学的考察而颇具特色，一般都还带着明显的史部目录学和历史要籍介绍的痕迹，并于史官、史家论述较多，从中不难看到梁启超有关论点的影响。未出版的讲义，亦大致如此。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1933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它的几个部分是：历史的起源及演进（按：实际是讨论史书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陆懋德的《中国史学史》共九章：历史的起源（按：实际是讨论历史记载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其二、三两章，论先秦史书；第四章以下，大致是依次列举各个时期的史家与史书。[33]其他公开出版之著作，亦多与此相近。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的著作，有的亦涉及史学史。如周容的《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有“史学史”的中国之部的专章；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有“中国史学史的鸟瞰”；胡哲敷的《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有“中国的旧史学”专章；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有“史学略史”上中下三章，等等，都很简略，姑录此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