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多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封建社会，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于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是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