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多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封建社会,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于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是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