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许多青年们，尤其城市青年们，尤其二十多岁的城市小青年们，普遍传染上了“逆反病”。西方的病理学家们因为“艾滋病”而忧心忡忡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则在因为“逆反病”的无药可医而摇首叹息。城市的小青年却觉得患上了这种病如同骑上了一辆摩托兜风，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病症感觉。既然患上了这种病是这样的神气，连中学生们也受到大大的诱惑。中学老师教导不用功的学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学生立刻回答——“我是老二”。
那几天A城的晚报内容挺活。有人慷慨陈词痛切吁请对小青年加强思想教育，有人坚决反对往小青年的头脑中灌输传统观念；而在电视台为小青年们举办的恳谈会上，他们都说苦闷啊不被社会关怀啊不被重视啊不被理解啊寻找真诚啊真诚在哪里啊，仿佛早已被压抑得死不了活不成似的……
那几天A城的公检法机构正在准备开庭公审几桩要案大案。
一九八六年，大骗子和改革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同登社会舞台，在时代的紧锣密鼓中充分表演，文丑并茂。红脸的白脸的红白脸的白红脸的唱西皮唱散板唱二黄流水，轮番亮相。好戏继场，高潮不穷，情节跌宕。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闹剧、荒诞剧推陈出新，“中外结合”，洋洋大观，叹为观止。假改革者真经济犯有人包庇有人辩护有人拍胸顿足证明两袖清风查无实据；真改革者受诬蒙耻有人调查有人写匿名信上告有人揭发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黑的白的黑黑白白不黑不白之事有风有影无风无影捕风捉影捕不着风而能捉得着影。